安徽阜阳被认为是一个“伤城”。有人这样写道：你见过一座城市伤心吗？其实，“伤城”是这座城市的人在伤心。也是，这几年来，阜阳大头娃娃事件、阜阳政府办公楼小“白宫”事件、举报人神秘死亡事件以及正在发展的阜阳肠道病毒EV71疫情……这些直接涉及当地官员的负面新闻事件，列队而来，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展示出这个城市深深的伤口。

　　我们从中也看到了这个城市治理者的强横、荒唐以及蛮不讲理。犹记得大头娃娃事件刚刚揭露出来的时候，那些官员信誓旦旦地表态，及至事态蔓延，那些人又躲到哪里去了？阜阳贫穷的颍泉区居然仿照美国白宫，建造起一座豪华的办公楼，而举报这件事的李国福竟然就神秘死亡；肠道病毒已经闹到了全社会关注的地步了，阜阳市领导还要公开辩白不要妖魔化阜阳！

　　新闻地图上，一个城市发生一些不太合适的事情，按说也算不得什么，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把这些事件都有意识的串联起来。但当一个城市频频发生全局性的恶性事件而没有任何改变迹象时，这些事件就决不仅仅是孤立的新闻事件了。为什么总是这样一个地方发生这些恶劣事件？仅仅是因为新闻媒体的格外“惠顾”吗？仅仅是人们对一个地方所谓的地域偏见、地区歧视吗？

　　至少从公开的报道上，我们没有看到阜阳的积极行动。我们更多看到的，是事前的隐瞒和事后掩饰，以及掩饰不成的反噬。进一步讲，这种疯狂到了不顾基本事实的地步，应该是有着庞大官僚阶层意志支撑的一种表达。不仅没有认错、整改，反而肆意发泄不满；不仅不考虑百姓切身感受，反而以所谓的整体利益威胁外来监督；不仅不积极解决眼下的困局，反而把以前的错误当做委屈。

　　地方官员如此，一方面可能是个别官员的不自量力，妄图以“妖魔化”语境作为脱身的良药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更可能的方面，则是这个地方的官僚阶层，已经形成了一种瞒和骗的文化，正所谓“斯地而有斯人也”。借用丹纳《艺术哲学》的说法，种族、环境和时代三个原则造就了艺术家；地域传统、官场文化、时代影响等三原则造就了阜阳的官员，也成为“伤城”的强大推力。

　　如果阜阳过于孤例，还可以把湖南郴州拉来捧场。这个郴州一样不简单，其受伤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阜阳，以李大伦为代表的郴州官僚阶层这些年的闪躲腾挪，把一个城市折腾得七荤八素。这两个城市都受害于强梁霸道的官员，也都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，其所形成的官场文化很难说有多少新的东西，大多是旧时官场文化的翻版。至于时代对于官员的要求，不说也罢。

　　如此合力塑造下的城市，只能是一个怪异的组合体。在这样的组合体里边，照例我们是很难看得到小民的脸谱的。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他们的个人设计，他们的城市梦想，都被笼罩和遮蔽了。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他们的清晰面容？只有在“大头娃娃”爆发的时候，只有在肠道病毒死人再难隐瞒下去的时候，只有在媒体看得到的时候，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哀哀欲绝呈现在全社会面前。

　　伤城，首先受到伤害的是那些呼告无门的小民，是那些希望城市发展、民生幸福的底层社会，是那些渴望进城和城市一起成长的农民。至于官员们口口声声的妖魔化，不过是担忧这样的揭露，可能影响他们的仕途。不然的话，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不让城市受伤不就得了？还用说什么妖魔化的话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