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文庙为核心，附设传授儒学的县学，形成庙、学结合的体制，崇儒、尊贤、重教有机结合，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典范。
黉门，学宫之门，借指学宫。东阳民间将文庙、学宫所在统称黉门，概因文庙之门只在春秋季节祭孔时开启，而学宫之门常开之故。东阳黉门，在庙、学结合的基础上，又附设“辉映楼”等文化设施，遂成庙、学、文结合的体制。它是东阳人修身、问学的代表性场所，其悠久的人文素质教育传统，绵延千年，影响深远。东阳黉门，是历史上东阳人文荟萃之地，是东阳人文精神的发祥地。
东阳黉门建筑，宏大、静穆、典雅，其选址、布局，形神兼备，匠意独具，文化脉络清晰，其构建和装饰尤见百工技艺之乡的特色。
文庙
一、文庙的初创
文庙是由官方饬建的崇祀孔子的场所，又称孔庙，夫子庙。全国最早的文庙是鲁哀公在孔子逝世后第二年（公元前478年）以孔子故居三间宅居改立而成。东汉元嘉三年（公元153年），以国家名义在曲阜建立文庙。唐贞观四年（630年）“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”，开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封孔子为“先圣文宣王”（《新唐书·礼乐志第五》），从此中华大地对文庙的尊崇未见少衰。
东阳文庙始建于何时，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有“宋淳化五年杨尹移戴叔伦碑，内载太原王昌图创夫子庙于县廨前，而不详其事”之载。杨尹是北宋淳化五年（994年）到任的东阳县令，上任伊始就将“荒郊迥立，蔓草半侵，苦雨摧残，畏日销铄”的《去思碑》移置于太原王昌图建的夫子庙之右。那么东阳文庙是否由王昌图始创于北宋淳化年间呢？我们翻开《去思碑》的碑文，就自然不会贸然下此结论。
《去思碑》为纪念戴叔伦在东阳县令任上业绩而建。戴叔伦（732-789年）字幼公，一作次公，金坛(今属江苏)人，唐代著名诗人。唐德宗建中元年（780年）至四年（783年），戴叔伦以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衔任东阳县令。《去思碑》建于唐兴元元年（784年），即戴叔伦离任的翌年。存世的《陆长源去思颂》一文虽多处漫漶不辨，但仍给东阳留下许多信息。此文不仅记述了戴叔伦在东阳县令任上“饰崇文庙，教阐虞庠”的事实，而且盛赞了戴令在东阳兴学、尊知、重教的业绩，其中文庙在他任上经历了“饰崇”即整治装饰的事实说得明明白白。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录入《去思颂》全文，其编纂者虽未能作研究性的发掘，然不抛弃有价值的史料，承认“不详其事”是有史识、史才的表现。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东阳文庙的记述有两点似已明确：
第一，唐中叶，在戴叔伦任东阳县令前东阳已有文庙，并已形成庙、学结合的体制，这符合“自唐以来，州县莫不有学，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”（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·学校考》）的结论，也与“婺之望县”之名相符。
第二，王昌图所创的文庙在县廨之前，是为一直沿袭的县治东南一百七十九步的旧址，而戴令所整治装饰的文庙和庠序疑为另址，其规模也不如现存的黉门旧址大。
北齐开始全国各地开始建立文庙。唐贞观四年（630年）和咸享元年（670年）两次诏全国各地皆立文庙，唐中叶东阳已有文庙，作为婺之望县的东阳实非新鲜事。
二、文庙的形制
本文所述东阳文庙的形制以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庙遗存为依据。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后，独得天下，遂于公元前195年到曲阜用太牢（古代帝王、诸侯祭祀社稷之礼）祭孔，为帝王祭孔之始。随着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，历代帝王相继给孔子加封追谥，如唐谥“文宣王”，宋谥“至圣”，元谥“大成”等。文庙是“坛庙”建筑之一，是国家祭祀建筑，由朝廷敕令修建，其规模之宏大，建筑等级之高贵，都体现了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尊重。
东阳文庙的建设遵循地方文庙布局的基本规则，坐北朝南，中轴对称，由前至后沿中轴有照壁、棂星门、泮池、庙门（大成门）、大成殿等建筑，唯崇圣祠置于大成殿左侧。
照壁 照壁也称“万仞宫墙”，形制高大，上书“仰之弥高”四个大字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”《论语·子张》：“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”极言夫子之道，高深博大，若不得其门，则难知其堂奥。
棂星门 “棂星”汉代原作“灵星”，祭天前应先祭灵星。北宋天圣六年（1028年），建郊台外垣，始置灵星门。南宗景定年间（1260-1264年）始用于文庙，以示尊孔如天。后见门形如棂，遂改称“棂星门”。东阳文庙棂星门作冲天牌楼式，五间六柱。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“泮池东为棂星门”之说，盖自日常只容泮池东侧边门出入之故。
棂星门至照壁之间为广场，今“黉门广场”即原黉门广场的改扩建，然只续“黉门”之名而无“黉宫”之本了。
泮池 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大学在郊，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”意谓天子之学周环以水，称辟雍；诸侯之学是“半天子之学”，只能半面环水，称泮宫。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郑玄笺：“泮之言半也。半水者，盖东西门以南通水，北无也。”故泮池为半圆形水池，圆弧向外。东阳文庙泮池纳南来之文秀水入池，跨池有南北向小桥一座。泮池被比喻性地称为“学海”，文庙也因此称为“泮宫”，池上的小桥因此称为“状元桥”。文秀水引城南勒马峰茶院坑水经长生塘入城，于文庙前九曲入泮池，意谓“洙泗之源可探，濂洛之派可寻”，来水秀聚于泮宫，秀聚则文兴。
大成殿 大成殿是文庙的核心建筑。东阳文庙大成殿遵常制，重檐歇山顶，坐落在高台上，为行国家礼制的高台建筑，巨大的高台和重檐歇山顶的建筑，构成崇高威壮的总体形象。台高九尺，踏道为垂带台阶，南面三阶。
清时，东阳文庙“大成殿”额为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颁，殿内有御书“万世师表”额为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颁，御书“生民未有”额为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颁，御书“与天地参”额为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颁，御书“圣集大成”额为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颁。（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）
大成殿东西两庑，其形制明朝邑人太学生汤日跻重建的西庑“为墉九十尺，崇十有五尺，画栋朱甍，崇广如墉之数……”。
崇圣祠 为供奉孔子五世先祖的建筑。
乡贤祠 在庙门西侧。对圣哲先贤的崇敬和追慕是中国人文传统。东阳乡贤祠奉祀自梁刘崑、申屠狄，唐厉文才以来的历代乡贤数十人。乡贤的祭祀，属广义的祖先崇拜，没有宗亲血缘关系的理念，极具地域人文内涵。
名宦祠 在乡贤祠右。奉祀着唐邑令戴叔伦，宋邑令鲍安上，教谕舒璧，训导彭如翱等一批为东阳作出贡献的官员。
孝子祠 在名宦祠右。奉祀着汉斯敦，晋许孜等一批孝子。东阳人文传承中，“孝敬”颇具特色，孝，一直是东阳立德之本，存世的“斯孝”、“孝德”、“孝顺”、“怀德”等地名都记载着以孝立德的人文传承。
三、文庙的奉祀
儒家学说，概而言之就是“为道之学”，“道”概而言之就是治国平天下之道。孔子周游列国，游说各国君王，推行的就是儒家之道，在这个目标不能实现的情况下，则“独取先王之法颂而传之”，给后世留下一批文献资料。孔子生前，说到底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，但去世之后，不仅“学者宗之”，而且“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成为“万世师表”，“至圣先师”。权威的神化，理论学说的宗教化，这就是文庙建筑形制高贵，奉祀神圣的思想和理论基础。
文庙主祀孔子，随从享祭者多数为孔子的学生，或与孔子同时代并与孔子有交往的儒家代表人物。随从享祭的条件当然是儒家，但具体到人则各不相同，如“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：宰我、子贡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：子游、子夏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。
随从享祭都是各朝代依照奏请然后由朝廷下诏而定的，于是就出现两个现象，第一是人数不断增加，“十哲”增至“十二哲”，“六十子”到宋朝成了“七十二子”。到清末，从祀的儒家代表人物最多时有一百五十六人。第二是随从享祭者的地位不断变更，这与学术斗争，与最高统治者的好恶密切相关。例如王安石一生儒学研究颇有成果，并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，王安石死后，被北宋神宗追封为“舒王”，配享文庙，和颜渊、孟子并列，是秦汉以来儒者享受最高礼遇的一位。北宋末年，程颐理学日隆，加上王安石政治上的失败，王安石在文庙中由配享降为从祀。南宋理宗淳祐元年（1241年），“诏以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从祀，黜王安石”（《宋史·礼志第五十八》）。又如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朱元璋读《孟子》，当他读到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等几处对君王不客气的段落时，就“大发脾气，说‘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，非严办不可’，下令国子监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神位，将孟子逐出孔庙”（吴晗《读史劄记》）。
到清末，随从享祭者有“四配”、“十二哲”、“先贤”、“先儒”之分，等级森严。现根据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载，抄录清代道光十二年（1831年）东阳文庙从祀享祭名额并略加说明如下：
四配
东位西向：
复圣颜子——颜回，字子渊，孔子的学生，鲁人。
述圣子思——孔伋，孔子的孙儿，曾子的学生。
西位东向：
宗圣曾子——曾参，字子舆，孔子的学生，南武城人。
亚圣孟子——孟轲，是子思学生的学生。
“四配”的“配”是配享的意思，即祭孔时他们列侍于孔子塑像之旁，陪同受祭。“四配”入庙奉祀的时间有先后，颜子始于唐贞观二年（628年），曾子始于唐睿宗太极元年（712年）（《新唐书·礼乐志第五》）；孟子始于北宋熙宁年间，南宋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，诏封子思为配享（《宋史·礼志第五十八》）。至此才形成“四配”的员额并一直延续至清代。“四配”的圣人称号是元明两朝加的。
十二哲
东位西向：闵损，字子骞。冉雍，字仲亏。端木赐，字子贡，卫人。仲由，字子路，卞人。卜商，字子夏。有若。
西位东向：冉耕，字伯牛。宰予，字子我。冉求，字子有。言偃，字子游，吴人。颛孙师，字子张，陈人。朱熹。
清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“升有子若为十二哲，位次卜子商。移朱子（熹）次颛孙子师”（《清史稿·礼志》）。至此，“十二哲”员额才形成。“十二哲”中，十一人是孔子的学生，唯朱熹是南宋理学家。朱熹与孔门弟子相距一千六七百年，他被列入“十二哲”足见其儒学史上的巨擘地位。“十二哲”是从祀，地位比“四配”低一些，离孔子像也远一些。
先贤
东庑：蘧瑷（伯玉），卫国大夫。澹台灭明，字子羽，武城人。原宪，字子思。南宫适，字子容。商瞿，字子木，鲁人。漆雕开，字子开。司马耕，字子牛。梁鳣，字叔鱼。冉孺，字子鲁。伯虔，字子析。冉季，字子产。漆雕徒父。漆雕哆，字子敛。公西赤，字子华。任不齐，字选。公良孺，字子正。公肩定，字子中。鄡单，字子家。罕父黑，字子索。荣旂，字子旂。左人郢，字行。郑国，字子徒。原亢籍。廉絜，字庸。叔仲会，字子期。公西舆如，字子上。邽巽，字子敛。陈亢，字子禽。琴张，春秋时人。步叔乘，字子东。秦非，字子之。颜哙，字子声。颜何，字冉。县亶。乐正克，字子声。万章。周敦颐。程颢。邵雍。
西庑：林放，鲁人。宓不齐，字子贱。公治长，字子长。公皙哀，字季次。高柴，字子羔。樊须，字子迟。商泽。巫马施，字子旗。颜辛，字子柳。曹卹，字子循。公孙龙，字子石。秦商，字子丕。颜高，字子骄。壤驷赤，字子徒。石作蜀，字子明。公夏首，字乘。后处，字子里。奚容箴，字子皙。颜祖，字襄。句井疆。秦祖，字子南。县成，字子祺。公祖句兹，字子之。燕伋，字子思。乐欵。狄黑，字皙。孔忠。公西葴，字子上。颜之仆，字叔。施子常，字子恒。申枨，古音“枨”和“党”近，申枨即申党，字周。左丘明。秦冉，字开。牧皮。公都子。公孙丑。张载。程颐。
“先贤”多数为孔子的学生，其他，一为与孔子同时代甚至早于孔子但与孔子有过交往的儒家代表人物，如蘧瑷，孔子在卫国时曾住过他家，“蘧瑷知非”为不断迁善改过之典。林放，曾问礼于孔子。左丘明，《论语》有“子曰：巧言令色，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……”之载。二为孔子言论所及的儒家代表人物，如琴张，牧皮，孔子认为是狂放却志向远大之人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。三为孟子的学生万章、公都子、公孙丑。四为理学代表人物。
先儒
东庑：公羊高、伏胜、董仲舒、后仓、杜子春、诸葛亮、王通、陆贽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杨时、罗从彦、李侗、吕祖谦、秦沈、陈淳、魏了翁、王伯、赵复、许谦、吴澄、胡居人、王守仁、罗钦顺、黄道周、汤斌。
西庑：榖梁赤、高堂生、孔安国、毛苌、郑康成、范宁、韩愈、胡瑗、司马光、尹焞、胡安国、张栻、陆九渊、黄幹、真德秀、何基、陈澔、金履祥、许衡、薛瑄、陈献章、蔡清、吕坤、刘宗周、孙奇逢、陆陇其。
从祀的“先贤”、“先儒”历朝均有变化。据《清史稿·礼志》载，清一代复祀、增祀者就达数十名。如：
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增祀范仲淹。朱熹由先贤升跻十哲。
雍正二年（1725年）复祀林放、蘧瑷、秦冉、颜何、郑康成、范宁，增祀孔子弟子县亶、牧皮，孟子弟子乐正克、公都子、万章、公孙丑，以及诸葛亮、尹焞、魏了翁、黄幹，陈淳、何基、王柏、赵复、金履祥、许谦、陈澔、罗钦顺、蔡清、陆陇其。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由先儒升为先贤。
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升有若为十二哲，增祀吴澄。
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增祀刘宗周。
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增祀汤斌。
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增祀黄道周。
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增祀陆贽、吕坤。
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增祀孙奇逢。
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复祀文天祥、谢良佐。
咸丰至光绪年间先后增祀李纲、韩琦、陆秀夫、毛亨、方孝孺、吕楠、顾炎武等。
两庑位次清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礼部颁布遵照太学成式。乾隆十八年礼部准会典馆奏请依史传按年序次。
入庙奉祀等级森严，但神像的置放场所和表现形式历朝有变化。唐开元八年（720年）除先圣和配享外又“诏十哲为坐像”、“图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” （《新唐书·礼乐志第五》）。宋初“塑先圣亚圣十哲像，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”（《宋史·礼志第五十八》）。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东阳知县鲍安上任上修葺扩建文庙时就按宋制，“殿内塑先圣及十哲之像。……又绘七十二子于与两壁”（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）。明嘉靖初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“先贤”、“先儒”，并“定南京国子监规制，制木为神主”（《明史·卷五十》）。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太学生汤日跻重建西庑时就遵明制“中为神厨十有二，神牌四十有九”（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）。但到清末东阳文庙入祀者全以“神牌”的形式奉祀于大成殿内，东西两庑已成学舍。
学宫
学宫即县学所在。县学由官方主持。
一、学宫的初创
清·道光《东阳县志》载，“宋皇祐元年知县鲍安上始建学宫”。但是细读附录于道光志“鲍安上始建学宫”条目下的《义乌令开封毛维瞻记》和有关戴叔伦的记述，就可发现，上述结论是未作甄别考辨的有失偏颇的。
先录戴叔伦碑《去思颂》的一段文字：
饰□以□礼，阐虞庠以□□之事，传之于郡国，讲颂之声闻于里巷。且藉其安则人不偷，悦其亲则人不怨，□其逊则人不竞，蹈其和则人不□，故政平于上，物阜于下……饰崇文庙，教阐虞庠……
“阐”开也，广也，“虞庠”始于周的学校也。据此，已十分明确，唐建中元年（780年）——四年（783年）戴叔伦任东阳县令期内，东阳县学已名闻郡国，其讲颂之声闻于里巷，而且已形成文庙与学宫结合的体制。
东汉兴平二年（195年）析诸暨置吴宁县之前，同属会稽郡的山阴、上虞等县都有学校，建武十一年（35年）上虞已有书馆，上虞人王充《论衡·自纪篇》载，他“八岁出于书馆，书馆小僮百人以上”。班固《东都赋》称当时“四海之内，学校如林，庠序盈门”。这种教育的氛围对析诸暨地而置的吴宁不可能没有影响。
唐朝立国，大兴教育。唐高祖武德七年（624年）下诏“明设考课，各使励精，琢玉成器，庶其非远。州县及乡里，并令置学”。宋末元初的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·学校考》中就明确记述“自唐以来，州县莫不有学”。唐大历十二年（777年），东阳升为望县，作为望县的东阳在尊孔崇儒大兴教育的唐代建文庙、修学宫是必然之举，何况又有名宦良吏戴令的主政呢！然而自戴令离任的783年至宋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，东阳史籍中多言庙而不及学，直至宋淳化五年（994年）也只有王昌图创夫子庙的记载，对此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马端临的解释也是符合东阳情况的，他说：“盖衰乱之后，荒陋之邦，往往庠序颓圯，教养废弛，而文庙独存。长吏之有识者，以兴学立教，其事重而费巨，故姑葺文庙，俾不废夫子之祠，所谓尤贤乎已。”（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学校考》）。（未完待续）
清末东阳黉门建筑平面示意图
